人生财富靠康波 · 第 5 课 / 共 18 章
用罗斯托「工业化阶段论」给 2008 年的中国定位 | 本章成文于 2008 年 11 月
2008 年的调整,标志着中国工业化「起飞」阶段终结,此后进入「走向成熟」扩散期——增长原动力依然存在,复苏可能迅速而强劲,但路径会从粗放投资转向大型化、多样化与区域扩散。
上一章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后遭遇调整。但调整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一阵短暂的风浪,还是一个时代的转折?本章把 2007—2008 年的中国,放进美国 1900 年、日本 1965 年的历史坐标里对照,得出一个既冷静又有钩子的结论:起飞结束了,但这不是终点,而是一次有据可查、能够迅速反弹的「起飞萧条」——之后是更广阔的「走向成熟」阶段。
本章的「放大镜」来自经济学家罗斯托(W. W. Rostow)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他把工业化分成几个先后的台阶:起飞准备 → 起飞 → 走向成熟 → 大众消费时代等。但作者特意提醒:罗斯托本人承认这是一种武断的、有局限的归纳方法,不是绝对铁律。
作者用这把尺子量中国:1978—2000 年完成「起飞准备」(以轻工业发展为主的原始积累),2000 年起进入工业化起飞(Industrial Takeoff)阶段。
那怎么判断一个社会有没有「走完」起飞?罗斯托给了一条标尺,也是本章判断阶段转换的理论依据:
「起飞」是燃料燃烧最猛的阶段;「走向成熟」是脱离大气层后进入轨道——速度稍降,但动力依然在,方向更稳。回到原文口径:走向成熟不是熄火,而是新主导部门接力、增长方式变得更扩散。
作者把美、日、中三国起飞期的两个指标摆到一起对照。注意:下面这些都是具体国家某段历史的案例数字,不是放之四海的公式。
| 国家 | 起飞关键期(案例) | 主导产业 | 对外贸易依存度 | 经济增长率 |
|---|---|---|---|---|
| 美国 | 约 1869—1893 年 | 铁路 | 约 12%～14% | 年均约 5%～6% |
| 日本 | 约 1955—1965 年 | — | 约 21% | 约 8%～9% |
| 中国 | 2000 年起 | 近似为房地产 | 「都大大超过以往的任何国家」(原书口径) | |
中日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也不同:中国以生产要素(劳动密集型)参与分工,日本以独立品牌产品参与分工。作者认为这一区别对中国能否形成内生创新动力有负面影响,属于「高度对外依赖起飞」的风险之一。
但作者并没有把话说死——他同时指出,高度对外依赖也可能带来正面影响:外部需求「有可能减少转型停滞」,但也「有可能带来经济的剧烈波动」。正负两面均在讨论,并未下定论。
中国像一家「代工厂」,接了全球最大的订单才完成原始积累;美国和日本更像自己开发产品再卖给世界。前者规模更大、速度更快,但对订单方的依赖也更深。(类比仅助理解,具体影响仍以原文「可能有负面/也可能有正面」的口径为准)
作者反复强调一个判断:起飞结束时出现的起飞萧条(Takeoff Depression)通常能迅速复苏。证据来自两个东亚案例。
日本在 1963 年第四季度开始经历约一年半的深幅调整(作者认为其工业化程度类似于 2008 年的中国);但自 1965 年起经济迅速恢复,一年之后实际 GDP 回到原有水平。1966 年复苏的主要拉动力来自内部投资和内部消费,净出口拉动不明显。
韩国工业化转折期在 1980 年,出现季度数据负增长,随后复苏同样「非常强劲而迅速」(源文:1980 年萧条后经一系列改革,1982 年韩国经济开始恢复元气)。一个值得玩味的对比:1974 年石油危机时韩国也出现了经济波动,但比 1980 年萧条时要温和得多(源文另一处称韩国 1974 年「没怎么受到石油危机的影响」)——作者据此说明,工业化自身进程是主导因素,外部冲击居次要位置。
政策也在两个案例里发挥了作用:日本佐藤内阁强调「以经济的稳定增长代替高速增长,把关心人放在第一位」;源文另指出,为应对起飞萧条,日本「发行了特别公债,实施了国税减税等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是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高速增长的原因」。韩国则在 1980 年萧条后推进经济自由化、改变重点发展重化工业的政策、鼓励中小企业和农业发展,1982 年经济开始恢复元气。
起飞萧条就像长跑运动员换挡减速——不是因为体力耗尽,而是从冲刺节奏切换到匀速跑,稍微喘口气后速度依然可观。
到这里,本书的招牌概念长波周期(Kondratieff Wave / 康波)登场了。作者认为第五次长波的繁荣顶点约在 2004 年美国经济增长高点附近,此后进入长波衰退阶段。
关键在于「时机叠加」:中国的工业化转折和长波的位置,恰好凑在了最难受的点上。
起飞结束与转折约在 1962—1966 年,恰逢第四次长波繁荣顶点;之后又维持了约 8 年高速增长(1966—1973 年)。起飞萧条与长波顺风重合,转型相对顺利。
工业化转折发生在长波衰退的前半期,工业化自身转折压力与长波衰退压力叠加。作者认为这是「2008 年不平凡的本质所在」,调整幅度较日本当年更深。
作者由此给出几条预判(均成文于 2008 年 11 月):
相当于运动员换挡减速的同时,又迎头撞上了逆风——比日本当年「顺风换挡」难得多,但发动机还在,不会趴窝。
说清了「为什么能复苏」,作者把镜头推向复苏之后的形态——走向成熟(Drive to Maturity)。它不是工业化的结束,而是一个「扩散期」:投资依然处于高位(只是最高速增长阶段已过),城市化依然处于加速期(只是结构发生变化)。
(日本案例)20 世纪 60 年代,原有重化工业(如钢铁)与新主导部门(如装备制造)同时增长,「仅限于大企业的技术革新和现代化逐渐波及中小企业和流通部门」。走向成熟前期,表现为设备投资与原有主导产业共同繁荣。
(日本案例)1964—1965 年出现大规模企业合并:三菱三个重工业公司合并、八幡制铁所与富士制铁合并形成新日本制铁公司等。(美国案例)美国 19 世纪末第一次并购浪潮高潮在 1901 年,部分行业集中率极高:
| 美国行业(约 1901 年) | 行业集中率 |
|---|---|
| 钢铁 | 约 78.8% |
| 造纸 | 约 71% |
| 运输设备 | 约 57.3% |
数据来源:沙伊贝《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作者认为大型化是「走向成熟」的典型标志之一。
(美国案例)1880 年后,新英格兰地区增长减速、资源受限,转向高度加工方向;资源丰富的中东北部地区(俄亥俄、印第安纳等)地位开始上升;美国城市化区域差异在 1910 年达到峰值后开始收窄。作者据此认为,中国未来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能向中部和东北部等工业化相对落后地区转移。
城市化率达到 40%～50% 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开始减速,取而代之的是大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
作者预判(成文于 2008 年 11 月):中国约在 2010—2011 年新增劳动力低于劳动力需求,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始点可能在 2010 年左右出现,城市化率快速提高的发展期基本结束,大都市化阶段即将开始。
工业化的「扩散」就像一棵树:起飞期是主干猛长,成熟期是树杈向四面八方延伸——主干没停,只是分叉更多了。
这一节是把前面的历史观察落到投资上的关键。作者区分了两种「繁荣」:
起飞期全行业蓬勃,大小公司都能分享(如起飞期的房地产和钢铁)。
行业增速放缓后,个别公司通过并购、商业创新、全球化脱颖而出,获得超出行业平均水平的发展。
(韩国案例)1980 年工业化转折后,韩国在政府财政支出拉动、产业政策支持下推动大规模并购,培育国际竞争力——大企业逐渐壮大,倒闭企业释放的产能和市场被存活下来的强者占领;作者认为这是「公司繁荣时代的起点」。
(日本案例)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出现中坚企业(中坚企业)——由中小企业成长起来的中等规模新型企业,特点是加工程度高、具有创新和研发能力。大企业(如丰田、日立、八幡制铁)扶植配套中小企业,形成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共生关系」,带来产业组织深刻变革。
起飞期投资像买整片森林都能涨(行业繁荣);成熟期投资更像选大树——同一片林子里,长得最快的那棵才是机会(公司繁荣)。
别只是"看懂了"——回忆才能记住。每题先在心里答,再点开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