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活出生命的意义 · 第 1 课 / 共 8 章
第一章 · 从"读懂别人"到"追问意义" | 心智理论与生命意义的进化起源
人类独有的「心智理论」——读懂他人内心的能力——因为过度泛化,让我们把「意义」投射到本不存在意义的事物上,从而产生了对生命意义的追问。
你永远无法直接钻进另一个人的头脑——人与人之间隔着一层根本的壁垒。但本章要换个问法:我们为什么会不停地「试图」钻进别人的头脑?这种冲动,是进化送给我们的礼物,也是一个让我们看到"处处都有意义"的认知陷阱。
故事从古希腊讲起。智辩家高尔吉斯口才无人能敌,却一生被一件事困扰:他意识到,任何内心的主观感受经过语言包装、再经听者的大脑过滤之后,必然会变形。
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推,高尔吉斯得出一个让人不安的结论:既然他人的思想只能被「感知」、却无法被真正「了解」,那它们也许根本就是不存在的。许多学者认为,这是唯我论(Solipsism)哲学的最早雏形。
这个难题没有随时间消失。17世纪,哲学家笛卡儿用「我思故我在」确认了自己存在——但他同样无法无可置疑地证明他人的思维存在。这道墙,延续至今。
就像电影《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里的那条虫洞:哪怕你钻进了另一个人的身体,你进入的也只是他的视角,而不是他的意识本身。两个思维始终分立——这正是哲学家说的真正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很可能只是幻觉。
既然隔阂如此根本,有没有可能在某些条件下被打破?哈佛心理学家丹尼尔·韦格纳做过一个巧妙的实验。
他让被试扮成「长袖实习医生」,双手背在身后,站在镜子前;另一个人藏在帘后,把自己的双手伸出来,在镜中看起来就像是被试本人的手。当被试看着「那双手」弹手指、并同步感到「是我在控制」时——研究者用橡皮筋去弹那双手的手腕皮肤,被试自己手腕的同一位置也会感受到脉冲,而他自己的手此刻正背在身后、根本没被碰到。
那么人与人之间到底有没有重叠?来自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的普拉泰克和盖洛普持一种保守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既然人类使用相似的感官受体机制、大脑组织方式也几乎相同,那么不同人的经历「必定会发生相当大的重叠」。
就像子宫里的胎儿,只能听到妈妈的声音,却永远无法真正「成为」妈妈。再近的距离,也跨不过那层意识的壁垒。
把镜头转到现代科学。1960年代,人类学家路易斯·李奇先后鼓励三位女性——珍妮·古道尔、碧露蒂·高地卡斯、戴安·福西(后世称「李奇的天使们」)——分别远赴坦桑尼亚、婆罗洲、卢旺达,深入研究与人类亲缘最近的灵长类。古道尔在贡贝研究的物种(源文称之为「大猩猩」,会用树枝钓白蚁)、高地卡斯研究野生猩猩(红毛猩猩)、福西研究山地大猩猩。由此掀起一场关于人类与动物有多相似的大辩论。
1978年,美国心理学家普瑞马克(Premack)和伍德拉夫(Woodruff)发表论文《黑猩猩是否拥有「思维的理论」?》,在社会认知科学领域引发革命。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一词正式进入学术视野,定义为:推断他人不可直接观察的心理状态(信念、欲望、意图),以预测其行为的能力。
年轻时也在卢旺达跟踪研究大猩猩的汉弗莱(时为28岁的剑桥动物行为学助理主管)第一次意识到:人类可能是地球上唯一能「思考他人思维」这件事本身的物种。他由此提出,人类——或者退一步,也许还可以包括大猩猩和黑猩猩——已经进化成了「自然的心理学家」。
哲学家丹尼特给类似的概念起了个名字——意向姿态(Intentional Stance):把某个实体当作「合理代理商」,通过琢磨它的「信念」与「欲望」来预测它的行动。这是人类大脑在与他人互动时几乎自动触发的策略。
在便利店看到一个奇装异服的人,你忍不住想「他出门照镜子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这就是你的心智理论在正常运作。它停不下来。
既然这是「人类」的能力,那和我们最近的亲戚——黑猩猩,有没有?学界为此吵了几十年,至今没有定论。
7只黑猩猩被训练向两名实验员之一伸手取食。随后让其中一人被遮住视线(戴眼罩、背对、头套水桶等),另一人正常注视黑猩猩。结果:黑猩猩无法优先选择「能看到它们的」那名实验员;而2岁人类幼儿在类似测试中却能做到。
杜克大学的黑尔在莱比锡把强势与弱势黑猩猩两两配对,食物藏在只有弱势者能看到的位置。结果弱势黑猩猩会等强势者离开后再取食,显示出某种对「对方知道什么」的感知——与博维内利的结论相矛盾。
更麻烦的是:博维内利试图重复黑尔的实验,却没能复现。他坚持自己的立场——黑猩猩的所有社会行为,都可以在不需要心智理论的前提下得到解释;而且我们人类很容易把自己的思维理论投射到它们身上。
争论还延伸到了化石。认知考古学家库利奇和温分析化石记录后提出:连尼安德塔人(与现代人关系比黑猩猩更近)可能也缺乏成熟的心智理论——证据之一是,他们似乎不懂得围坐在火堆旁进行社交聚会和讲故事。
现在到了本章最关键的转折。这套读心能力,不会乖乖只用在「人」身上——它会溢出,投射到根本没有内心的东西上。
1944年,奥地利调查者弗里茨·海德和玛丽-安·西美儿在《美国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著名研究:让参与者观看一部由一个大三角形、一个小三角形和一个小圆组成的简单动画。结果大多数人会自发用社会叙事来描述它——说大三角在「欺负」小三角,说两者都在「追求」那位小圆「女士」。三个几何图形而已,观众却忍不住讲出一段「爱恨情仇」。
这种倾向出现得很早。匈牙利心理学家葛吉利和希波拉的研究表明:当婴儿看到屏幕上的点在障碍物已经撤除后,仍继续朝空白处撞击时,会表现出惊讶(延长注视时间)——仿佛在替那个点想:它为什么还「以为」障碍在那里?
到了日常生活,这种投射毫不费力。法国1956年的经典电影《红气球》中,观众自然而然地认为那只氦气球「想」跟男孩在一起、「看到」了他。
为什么完全不需要努力?因为我们的大脑已经进化成了一个「超社会的过滤器」。同一套机制,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对无生命物体发火——踹一脚坏掉的车、骂一句不靠谱的电脑。我们的行为表现得好像这些物品应该在道德上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尽管在理智上我们并不真的这么相信。
从1944年屏幕上的几何图形,到《红气球》里的氦气球,再到被你骂的电脑——都是同一套大脑机制在工作。它见到"运动""变化",就忍不住要替它编一个"它想干嘛"的故事。
铺垫到这里,作者抛出了全书的核心假说。请注意:这是一个假说,不是已成定论的结论。
作者提出的核心假说:生命意义的感受,也许并不指向外部真实存在的某种东西,而是存在于我们大脑内部——也许只是一种心理上的错觉,是人类过分活跃的思维理论的产物。
用作者的比喻说:它就像一个漂浮在你眼角膜边缘的小颗粒,看上去似乎有某种显眼的东西在那里「注视着、了解着、关注着,也许甚至还在评判着什么」——但实际上,这些都只是你过分活跃的思维理论。
这个假说,最终落在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问题上:
就像我们对着《红气球》里的红气球投入了真情实感,我们也可能对着身边一切投入了一个根本不在那里的「意义」。而这种倾向,是进化写进了我们的大脑——这,正是作者邀请你接下来一起去检验的事。
这一章信息密集,也最容易被读偏。下面几条不是"你该怎么做"的行动指令,而是帮你把概念想清楚的提示。
别只是"看懂了"——回忆才能记住。每题先在心里答一遍,再点开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