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活出生命的意义 · 第 6 课 / 共 8 章
从塌桥惨案到无神论者的内心独白 | 来源:本书第六章
当灾难降临,人类本能地追问「为什么偏偏是我」。这一冲动植根于思维理论与道德情感的神经架构,即便无神论者也难以完全摆脱。
上一章我们看到,人类天生倾向于把自然现象理解为有意图的行为。这一章把这个发现推进到最私人、最沉重的处境:当灾难突然砸向无辜的人,我们的大脑会做什么?答案出人意料——就连坚定的无神论者,在内心深处也往往偷偷寻找一位「叙事者」。
1845 年,英国大雅茅斯的铁链索桥发生惨案。马戏团老板库克为了招揽观众,以「尼尔森小丑」的身份坐在一个由四只鹅牵引的浴缸里漂流(另有一艘小划艇通过水下连接线拉着浴缸),并在临近城镇时示意桨手调整航向,确保自己径直从桥底穿过——桥面上的围观者全体簇拥到桥中央。约 100 人(其中约 60 名儿童)聚集在这条 80 英尺长的索桥上观看,桥因焊接低劣轰然坍塌。陪审团把责任归咎于建筑公司业主威廉·科里。
这里有个值得停下来的细节:物理原因已经完全清楚了——桥做工太差。建筑公司也主动承担了葬礼费用。然而幸存者和旁观者仍然反复追问:「为什么是他们?」这个问题,正是本章要解开的谜题。
2002 年的美国,又发生了类似的一幕:一位患有心脏病、筋疲力竭的船长在操纵拖船从州际桥下驶过时突然失去知觉,拖船撞上了桥梁中心的柱子。刚参加完阿肯色州一次马术表演、正启程回家的盖尔·沙娜涵和玛吉·格林恰好经过那座桥。桥塌陷后,她们连同车上的马匹,和其他 14 个人(包括一名与爷爷奶奶外出游玩的 3 岁女孩)一起遇难。沙娜涵的姐姐事后说:
两起惨案相隔一个半世纪、地点迥异、原因不同,却触发了同一种心理:在统计概率极小的灾难面前,人们感到「厄运像是蓄意挑中了某个人」。
事后那个「唯一的中奖者」会觉得自己被命运特别盯上,旁观者也会这样觉得——尽管从统计上看,总要有人中奖。坏运气也一样:它必然会落在某个具体的人身上,但落在谁头上,本身并不携带任何「意义」。
这种「灾祸=惩罚」的直觉,在孩子身上看得最清楚。皮亚杰一位名字读音听起来像「兰伯特」(Mlle Rambert)的同事,给瑞士小学生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偷苹果的男孩逃跑时经过一座腐朽的桥,掉进了水里。
在皮亚杰的预设立场下,他报告说:8 岁以下的儿童倾向于回答桥塌「是因为他偷了苹果」。皮亚杰把这种倾向称为 人为主义(artificialism)。
年长一些的学生会给出 机械的偶然性(mechanical chance)的回答:烂桥不管谁走都会塌,跟偷不偷苹果无关。
这一节的提醒很关键:理性的成长,不见得让那个原始的「为什么是我」消失,它可能只是换了套说辞继续存在。
哈佛心理学家格雷和韦格纳(2010 年)提出了一个核心观察:当灾难属于「抽象范围」——比如癌症、海啸、地震——没有具体的人可以责备时,人们就倾向于把责任归于上帝。
同一个「山谷野餐的家庭被洪水淹死」的故事,做成两个版本:
结果:无施害者版的参与者更倾向于责怪上帝。而且有个关键条件——只有在家人死亡(存在「道德上的危害」)时才如此;如果只是午餐泡汤、家人都没事,人们不会责怪上帝。
研究者还做了更大尺度的观察:他们建立了各州的 痛苦指数(misery index,参考 2008 年联合健康基金会综合的州际健康指数,涵盖胎儿死亡率、癌症致死率、传染病、暴力犯罪、环境致病菌等)。他们发现:痛苦指数与信仰上帝的人数正相关——而且在控制了收入和教育程度之后依然成立。密西西比、亚拉巴马等州信仰比例高,痛苦指数也高,格雷和韦格纳认为这并非巧合。
作者进一步指出一个微妙之处:上帝既是痛苦的始作俑者,也是治愈之源。这解释了为何「伤害比补救更能强有力地引导人们来到上帝面前」——人们会同时诅骂上帝又信奉上帝,比如 2010 年海地地震后基督教信徒的反应。
就像一支球队输球,球迷找不到具体的失误可指责时,就开始责怪「运气」或「老天不开眼」。找不到责任人,人就会去寻找一个更大的「安排者」。
为什么我们这么需要一个答案?伯克利心理学家艾莉森·哥尼克提出,人类有一种 内在的解释性欲望(inherent explanatory drive)——寻找答案本身就能带来类似高潮的愉悦感。她甚至用一个章节标题来表达这个类比:《类似性高潮的解释和对因果理解的欲望》。
哥尼克认为,这种欲望在儿童早期最为明显,是孩子摸清世界因果结构的关键需求。随着成长它会慢慢安定下来——但科学家保留了那股孩子式的驱动力。
哥尼克的推断是:偶然命中的、真实的因果解释,给祖先带来了竞争优势;因此整个解释系统——包括它的缺陷(比如倾向于诉诸超自然逻辑)——都成了自然选择的目标。换句话说,「乱猜原因」的毛病,是搭着「有时猜对很有用」这个优点一起被保留下来的。
糖在进化上有用,但我们会在不需要热量时也忍不住多吃一块蛋糕。对「为什么」的渴望也一样:它会在没有真正答案时,继续驱动我们不停搜寻。
如果你觉得「迷信」只是知识不够,下面三组跨文化的证据会让你重新想想。
人类学家埃文斯-普理查德在 1937 年的经典研究《阿赞德人的巫术、神龛、魔法》中记录:阿赞德村民完全明白谷仓会因白蚁腐蚀而塌陷。但他们同时追问:「为什么偏偏在那个时刻、那些人坐在里面时塌了?」这个「为什么偏偏是我」的问题,自然地引向了对巫术的归咎。
心理学家莱噶尔和格尔曼(2008 年,《认知科学》)研究了南非讲塞索托语的群体:他们对艾滋病的生物学原因了如指掌,但仍认为感染者是受了巫师的诅咒。更值得注意的是——成年人比儿童更可能给出巫术解释,即使成年人对疾病的生物学本质了解得更深。
第三个案例出自特雷西·基德尔《山外青山》,讲的是医生保罗·法尔梅在海地的工作。一位肺结核康复的老妇人说「我知道是谁传染我的」(她相信巫术),同时坚持吃完了所有的药(她接受医学)。她用克里奥尔语告诉法尔梅:
到这里,真正出人意料的研究登场了。作者的博士生贝瑟尼·海伍德(2009 年博士论文)通过 MSN 在线采访了 34 名无神论者和 34 名信徒(美国人与英国人)。为了避免参与者的防御性回答,她把研究伪装成「自传式记忆」研究。
典型案例:一名英国大学生自认坚定不信教,背包上还贴着「达尔文鱼」贴纸。她挂科失去奖学金,被问「为什么会发生」时回答:「这样我才能明白,即使我挂科了,我的生活也不会终结。」——这是一种目的论解读,而她本人并未察觉。另一名中年男子面试失败后,想到「或许是注定的结局,这样我就有可能找到另一份更好的工作」,但随即意识到「我不信命」,并为自己的念头感到奇怪。
西北大学的麦克亚当斯研究 生命叙事(life story)。在他的代码系统下,他发现「世界上有两类人」,会把重大的负面事件分成两类来理解:
| 叙事类型 | 怎么理解这件坏事 | 相关发现 |
|---|---|---|
| 污点事件(contamination) | 视为毒瘤,侵蚀现在和未来 | — |
| 救赎事件(redemption) | 把坏结果转化为成长或善行 | 与「再生力」(对他人尤其年轻一代的亲社会影响)得分较高相关 |
案例:凯瑟琳·安妮·波沃尔,1970 年参与一起银行抢劫案(一名警官在抢劫中被同伙射杀),逃亡 约 14 年后于 1993 年自首,目前在波士顿一家艾滋病非营利机构工作——这是「救赎叙事」的典型。
达特茅斯心理学家托德·希瑟顿还发现一个相关现象:大多数人倾向于不合理地诋毁过去的自己,把过去的自己定位成「幼稚、倒霉的第三人称角色」,好让当前的自己显得更优越、更成熟。
在海伍德的访谈中,高功能自闭症患者(阿斯伯格综合征)无法进行这种目的论推断。他们逻辑地回答:「偶然事件按照定义是没有模式的。」
这个对比暗示:在普通人中,「为坏事寻找隐藏目的」很可能是一种自动发生的认知默认模式——而不是一个需要刻意培养的信念。
最后一集以一片黑屏收尾,大量观众愤怒。主创切斯说这就是人生——但观众内心深处需要一个「有意义的高潮」。这种需求,和我们对灾难追问「为什么」,是同一种认知冲动。
先盖住答案,自己在心里说一遍,再点开核对。回忆才能记住。